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激烈争夺和瓜分中国，造成中国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。这种危机感促成了人们的觉醒，救亡图存成了当时最紧迫的要求。1898年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运动失败了，1900年又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。义和团运动起自山东，迅速发展到直隶、天津、北京，引起帝国主义列强的恐慌。它们决定亲自出兵镇压义和团，英、美、日、俄、法、德、意、奥八国组织联军侵入中国，8月攻入北京。1901年，清政府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。因为这一年是中国旧历的辛丑年，所以这个条约被称为《辛丑条约》。《辛丑条约》的赔款按中国当时人口计算，每人一两，共计4.5亿两，分39年还清，年息四厘，本息共计高达9.82多亿两，各省"地方赔款"还有0.2亿两以上，这笔巨款相当于清政府财政收入的12倍。此条约中白银4.5亿两的数字已然天价，本息又翻了一倍多，使得当时的经济跌入低谷。

为了使清政府完全成为"洋人的朝廷"，又从经济、政治和军事等方面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。《辛丑条约》规定，以海关税及盐税作为偿还赔款之用，但这两项税收为清朝政府最主要的一项财政收入。控制海关就基本上能够左右中国财政。列强在北京强行划定的"使馆区"，由各国派兵保护。以武力为后盾的公使团成了清朝的太上皇。将大沽炮台和从大沽到北京的沿线炮台"一律削平"。准许各国派兵驻扎在北京和山海关铁路沿线12个战略要地。随时对清政府进行军事控制。这样在政治、经济和军事上都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。

这时远在河南信阳的举人陈善同也拍案而起，在得知条约内容之后，陈善同突然大口大口地吐血，悲恸欲绝的他晕倒在地，人事不知，经医师诊断为:悲怒过甚，需静养修复。甘以敬在病榻上写下：神州陆沉，国难惊心。

陈善同，字雨人。陈家诗书世家，祖上明朝初年从湖北麻城北上，先祖陈恪一脉就在相距300里不到的信阳安下家来。陈家人经过明清两代500年的繁衍生息，遂在豫南形成大姓家族，方圆百里的世代书香之家，贤达闻世受人尊重。

陈家重教尊儒诗书传家，循正统科举礼教，代代官宦层出不穷。陈善同的祖父陈梦兰1852年（咸丰二年）壬子科进士出身，历任清廷翰林院庶吉士，官至刑部主事、郎中，工科给事中、江南京畿道御史、湖北荆州府知府。陈善同的父亲陈嘉麟年事不高，诗书满腹，博学强识兼工书法。曾援例捐任江苏通判，但辞未就任。陈父不到而立之年，就溘然而去。陈善同出生在清德宗皇帝光绪二年，那时候距离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，已经过去了16年，“火烧圆明园”和“太平天国”的外忧内患并没有使得清廷觉醒，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正在越来越深重。

陈善同的祖父陈梦兰被高邮州知州魏源的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思想所震撼，这些年反复摩挲魏源于1842年写成50卷的《海国图志》。他也反复思量魏源的话“有用之物，即奇技而非淫巧。”对付外国侵略者，不能“舍其长，甘其害”，而必须“塞其害，师其长”，只有“善师四夷者，能制四夷”。在1852年获得进士出身后，他也追随魏源的思想认为论学应以"经世致用"为宗旨，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。

父亲陈嘉麟是洋务派思想家冯桂芬的追随者。他少时最爱冯桂芬于1861年在《校邠庐抗议》一书中说:“以中国之伦常名数为原本，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” 。1896年四月，《万国公报》的编者沈寿康，在《匡时策》中说:"中西学问术自互有得失，为华人计，宜以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"。陈嘉麟也甚是认同。“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”是为了发展中华民族，是为了在学习和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时候，维护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，在中西文化大交流中，保持中华民族的特色。不仅要保留使用中国的学问，而且要将其放在主要的地位，还要使西学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，为发展中华民族服务，在当时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，以先进的西学作为侵略中国的手段的情况下，这个口号是一面爱国的旗帜和行动的指南，父亲陈嘉麟深以为然，坚定不移执行。

陈善同自小智力超人，聪颖异常。在祖父和父亲的影响下。小小年纪就熟读经史，对于宣传先进思想的《海国图志》和《校邠庐抗议》，陈善同也是从小接触。1897年（光绪二十三年），陈善同乡试中解元。外国侵略者用坚船利炮炸开了中国的国门，辛丑条约的签约，如同黑云压城城欲摧，对国家对民族长远负担的乌云从此围绕在中国的上空，久挥不去，陈善同小小年纪已经明白“一身转战三千里，一剑曾当百万师”的冷兵器神话不会再有，现在他能做的不过是“报君黄金台上意，提携玉龙为君死。”

1901年11月7日，陈善同和一见如故的同为举人的好友甘以敬游震雷山，在震雷山山顶陈善同嘴唇喃喃颤动，两行清泪缓缓滚出。陪同的挚友甘以敬道:"善同老弟，年纪轻轻，有何心思放不下，且放宽心!陈善同悲愤的说：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