些疑虑，而且此时里森已需每天要求伦敦汇入1000多万英镑，以支付其追加保证金。

事实上，从1993年到1994年，巴林银行在simex及东洋市场投入的资金已超过11000万英镑，超出了y格兰银行规定y国银行的海外总资金不应超过25%的限制。为此，巴林银行曾与y格兰银行进行多次会谈。

在1994年5月，得到y格兰银行主管商业银行监察的高级官员之“默许”，但此默许并未留下任何证明文件，因为没有请示英格兰银行有关部门的最高负责人，违反了英格兰银行的内部规定。

在发现问题至其后巴林倒闭的两个月时间里，有很多巴林的高级及资深人员曾对此总是加以关切，更有巴林总部的审计部门正式加以调查。但是这些调查，都被里森以轻易的方式蒙骗过去。

里森对这段时间的描述为：“对于没有人来制止我的这件事，我觉得不可思议。伦敦的人应该知道我的数字都是假的，这些人都应该知道我每天向伦敦总部要求的现金是不对的，但他们仍旧支付这些钱。”

从金融伦理角度而言，如果对以上所有参与“巴林事件”的金融从业人员评分，都应给不及格的分数。尤其是巴林的许多高层管理者，完全不去深究可能的问题，而一味相信里森，并期待他为巴林套利赚钱。

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在巴林破产的两个月前，即1994年12月，于纽约举行的一个巴林金融成果会议上，250名在世界各地的巴林银行工作者，还将里森当成巴林的英雄，对其报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。

此时的巴林银行还没有倒闭。

但是，杨铭看到这些资料，再回想起前世巴林银行倒闭的情况，他知道已经差不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