眨眼间，徐征已经在车间干了一多个月的硫化了。在这一个月里徐征实际上是给师傅打下手的，但仍然瘦了几斤。徐征变了，以往内向含蓄的他现在也大大咧咧了，在“午夜奏鸣曲”中甚至也敢于一展公鸭似的歌喉了；但徐征觉得自己的听力似乎下降了，下班后耳鼓总是嗡嗡作响；另外身上总是沾染着硫化胶料那难闻的气息，徐征现在天天洗澡，但也不能彻底清除。

班长“猴子”也彻底看出徐征不是个人物了，因为稍微有点关系的大学生在车间上硫化都不会超过一个月；他对徐征也像对待手下的硫化工一样，开始吆五喝六起来。甚至徐征觉得态度要更恶劣，因为班长的眼神和话语似乎带着一股嘲弄和幸灾乐祸的意味。经常地，徐征联想到西汉的狱卒，想让你死你就得死想叫你活你就能活，害得威风八面的丞相周勃给其送了千金才保住了小命，出狱时还叹道：吾今日方知狱吏之贵也！

徐征开始单独上机操作了：他要管两个机台。徐征卖力地干着，勉强能应付这繁重的苦力劳动。“猴子”对其很不友好，甚至可以说是欺负他，这倒不是因为徐征干活差或爱偷懒，而是因为班长觉得其没有靠山，而且徐征的高学历让班长觉得心理不平衡；“猴子”似乎总怀着种整人的变态心态来为难徐征。

手套可以说是硫化工的唯一工具。但“猴子”在这唯一劳动工具的发放上也刁难起了徐征：发给别的工人一般是一星期一双，但发给徐征的总共只有一双，还是一个多月前师傅帮着讨要的。徐征人自尊心很强，他不好意思再请师傅帮着讨要，但自己的手套食指部位早已烫出两个大洞，干活时食指便总是挨烫，疼得钻心：最后实在没法了，徐征便在下班后溜到别人的机台后面，在废品筐中翻出了一双硫化工扔弃的还算完好的手套。从此上班就带上了那双捡的，心里煞是酸楚啊。

徐征从此似乎染上了怪癖：他似乎被烫怕了，一下了班就躲着去捡别人扔下的废旧手套。其实废旧手套大部分也千疮百孔，就算有些完整的也多是浸满了难闻的脱模剂。徐征都不管了，每天都带着那么三两双手套回家。

母亲对徐征每天都带手套回家的事很不解，问是怎么一回事。徐峥不说。

在这个充满了巨大噪音和废气的车间里，徐征见到了不少大学生的来来去去。从来没有哪个人呆在这里超过了一个月，无论是上硫化还是修边，除了他。很多人只待了一个星期就闪人了，走时班长还屁颠屁颠地找他们谈话，一脸谄媚地请他们到“上面”后多多关照他；而对于徐征，“猴子”却总是板起冷冰冰的面孔，一脸的威严，连发硫化餐券也是每次只给徐峥三、四张。

但也有例外：那次来了个男大学生，就在离徐征不远的机台帮忙。上了几天班后的一次中班中，徐征跑去想和他聊聊。聊了什么徐峥现在已忘了，他只记得对方张着嘴两眼直勾勾地冒出一句：

“累啊！”

第二天临上班时，那人跑来径直找了“猴子”：要辞职。“猴子”准了。直到现在，徐征唯一不能确定对方有“关系”的就是这个人。

而对于硫化兄弟们徐征也看得越来越清楚了，虽然他还不能完全和他们融为一体。硫化兄弟们并不团结：他们毫无缘由地分成一个个小帮派，彼此之间勾心斗角——为工资而勾心斗角。大家对自己的收入状况都是极其保密的，即使告诉你也多半不是真话。硫化兄弟们更愿意做的一件事是——如何千方百计在对方嘴中套出他的工资，然后铭记在心，等到发工资时拿来做比较，随时准备在和生产科长闹工资时作为证据。

大部分硫化兄弟相信自己无论怎么卖命都是挣不到大钱，因此他们抱着混一天算一天的态度。但有些人很圆滑，他们千方百计喊上班长吃饭什么的拉拢班长，于是乎班长便给他们好做的模子，并且经常慷慨地给他们开洗模、热模证明（在泰鼎，由于洗模和热模而影响硫化工生产是给补贴的）。徐征现在才发现班长实在是太重要了。那些圆滑之徒做着“优质”的模子，工价高且废品率低，不时享受着慷慨的误产证明，一个月拿上个一千五、六;而徐峥的模子外号“狼牙棒”，要在两根硕大的铜棒上下塞上胶料条，手眼的准确度简直赶上玩杂技了；废品率又高工价又低，是车间里有名的难做的模子。徐征在这模子上吃尽了苦头，月月的硫化工资只有几百，幸亏还有大学生实习补助。

徐征的大学生补助是12.3元/天，徐峥感觉沾沾自喜，同时心想：泰鼎还是有人情味的嘛。

车间里有一个姓李的硫化工，外号“李大棒槌”，此人黑瘦，傻里傻气的。车间里有一副模子外号“安全套”，因出模时需要用高压气泵向产品中打气而得名。由于模具设计的原因，此模生产起来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废品率狂高。“安全套”以前一直是在别的车间生产的，但不知怎的就被推到了第一车间来；第一车间也没人愿意做，争来吵去，最后“猴子”找到了“李大棒槌”。

“李大棒槌”一口应承了下来：他来做。“猴子”的嘴咧成了荷花，为了坚定“李大棒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