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与芮现场对三位步兵大将爱理不理的，只简单说了几句话就没算，莫泽等人看在眼里，感觉魏王心思，真的只在水军和做生意上。

魏王可不是嘴上说说，他召集官员说了这番话后，

庆元府有通判，还有长史和司马，府内大小事宜，军政民事，他们三人共议，魏王坐享其成，皆大欢喜。

赵与芮才没功夫和这些人争权夺利，他们想要地方治理权力，赵与芮就给他们。

庆元府主官都是史弥远的人，赵与芮当然远离。

离开了京师后，他似龙入大海，自由自在，很多想法念头都要逐步实施，哪有功夫管理一府之地。

赚钱，练兵，造火器，造船，各种念头在他脑海里整天盘旋，他都不知道先干什么好。

定海县这会还算有点小钱，得益于当地的商业发达，加上盐茶课，还有造船业等，都在南宋各县中排在前列，加上人口众多，非常适合用来当创业基地。

赵与芮回到定海县的

两宋县一级的主要的官员除了知县，还有主簿、县尉，曾经两万户以上设县丞，后到南宋就取消了。

这些可以理解为后世的合同工，临时工，基本干的都是体力活。

定海县的吏人总数则为两百二十二人。

其中两税即正税和附加税：‘州郡二税之正籍尽以上供’。

他和长史、司马再加上赵与芮，四人是庆元府最有权的四个，现在其中三人联手，绝对是有把握架空赵与芮的。

赵与芮当天也正好在庆元府魏王府，没去定海县，因为长史莫泽，司马程珌还有通判聂子述三个史弥远的心腹，正在向他汇报庆元府的情况和利益分配。

今天赵与芮带了个青年过来，然后向他们介绍，这是他兄长赵与莒，原本朝廷要让他去阴山当县尉，赵与芮专门要过来，到定海当县尉。

当然了，他们没想到赵与芮到了这边后，也非常自觉，直接把庆元府的权力移交到他们三人手上，一门心思想着在定海县赚钱。

另外又根据人口数，会有增减。

按宋制，通判可以直接向皇帝奏报州郡内的包括州郡（府）官、县官在内的一切官员的情况，等于通判就有了监察地方官员的职责，通判还掌除监府州外，凡兵民、钱谷、户口、赋役、狱讼听断之事，皆可裁决，但须与知州（知府）通签文书施行，通判是兼行政与监察于一身的官吏，权职相当之大。

莫泽三人对视一眼，原来是魏王想换自己兄弟，当然也没什么意见。

弓手就是带兵器的人，原意用来镇压百姓造反，后来又兼牢子（狱子），负责看管牢房，捉拿贼犯和走私、看守城门等，像明朝的巡检弓兵。

如果在和平时期还好，但如果在乱世，容易滋生一个不好的现象，即所谓的‘吏强而官弱’。

当天下午，李宗勉请求换定海县主簿和县尉。

赵与芮把房子收回来大半，得罪了相当多的县中商贾和吏役。

其中曹司就是指押录（典史）、手分、贴司，可以理解为各县的局长和公务员们，主要干的轻松的脑力活，文书之类，南宋时又添加了刑案推吏，专门办案。

当时有很多县级胥吏“自号立地知县“被百姓称为“立地官人“，有人甚至称当时以“官不可任而任吏“。

而且通判在两宋，有监视一府主官的意思。

也就是说两宋两税主要是上缴的。

而赵与芮的表弟全勇，现在叫监当官，通常按宋制监当官当满两轮(三年一轮)，如果表现出色（当然有关系的话，可能一轮都不要）可以晋升为亲民官，通判当两轮，也能升知府。

赵与芮此次收回房子，基本都是县中役吏和县官勾结干的，全部都是低价租出，私下收好处，肥了个人亏了朝廷。

定海县人口较多，所以有一个主簿，两个县尉，全县就四个亲民官，然后又按县人口，从一万户到一千户，分设曹司（10-30人）、手力（30-70人）、弓手（10-50人）。

聂子述来庆元府任通判就一个目的，看好魏王，架空魏王的权利。

公文到了庆元府，长史莫泽和司马程珌本想以三年期未到来驳回，但想到这是魏王的人，还是征求了魏王的意见，并且这是人事任免，身为地方军政一把手，魏王肯定是要知道的。

主要就是钱粮人事等部份。

这不说比后世了，就是比起明朝来，南宋一个县吃公饭的人还是相当少。

南宋地方主官都要异地任职，且是三年一任期，官少而吏役多，而这些吏役基本都是当地人，或豪强士绅的族人，或致仕官宦的亲属，或商贾富人推荐，更有甚者，还有地方青皮流氓参与。

可以说，此时南宋士大夫普遍认为，地方形成了吏人专权、乃至专横的局面，但却没有人提出有效的应付之术。

长史莫泽等